“四怪”绝活要断桩
北京人对“四”字情有独钟，甭管是说人还是说事儿，总爱凑成“四”。梨园行有“四大名旦”、“四大须生”，武术界有“四大拳种”。可您知道工艺美术界也有“四大名旦”吗？告诉您，它们是玉器、牙雕、雕漆和景泰蓝。单说这玉器，是京城的一绝。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，京城的玉器行出了许多能工巧匠，其中最有名的是“北玉四杰”，又叫“北玉四怪”。他们是潘秉衡、何荣、刘德瀛、王树森。其实与这四位大师齐名的还有十几位，大概是单为凑这个“四”字，所以只好委屈了他们。比如雕玉大师刘鹤年的技艺，连潘秉衡都对他竖大拇指，但“四”凑够了数，只好称他为一“魔”。在玉器行，凑“四”的事儿还真不少：1990年，京城玉器行为一块翡翠料设计制作的国宝级摆件，居然也是四件：《岱岳奇观》、《群芳揽胜》、《含香聚瑞》、《四海腾欢》。提起京城的“四怪一魔”几乎无人不知。他们留下来的作品确实地道，用巧夺天工来比喻并不为过。不信，您可以到王府井工美大厦四楼的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去看看，一准儿能让您知道为什么称这些大师为“怪”为“魔”。
说起来，这几年，京城的玉器行并不十分景气，“四怪一魔”早已谢世，就连他们的徒弟辈现在也大多退了休，年老体弱，拿不起琢玉的家伙了，而年轻一茬儿又没能及时跟上。说老实话，有绝活儿的琢玉大师已经不多了。玉器行的青黄不接，主要原因是玉器市场的鱼目混珠。一方面出玉的产地被疯狂开采，使一些比较好的玉料越来越少。
玉料大体可分为白玉、青玉、黄玉、碧玉，墨玉五种。拿白玉来说，产自新疆和田的白玉最佳。和田玉又分为山料和籽料。籽料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籽玉。产自终年积雪的深山，雪融化之后，玉石冲入河流，长年在河床冲刷，所以不但色泽光亮洁白，而且质地温润，看上去像用油浸过一样，所以又叫羊脂玉。这种籽料经过多年无限制地开采，现在几乎快枯竭了。据玉行的专家说，现在有些玉贩子从其他地方拿着假白玉到和田，冒充籽料出售，可见玉料市场的混乱。和田玉如此，其他玉种就更甭说了。河南的镇平被称为玉石之乡，家家户户都采玉做玉，玉器堆得像小山似的向外抛售。您说这样开采下去，玉料不是早晚得枯竭吗？另一方面是玉器的粗制滥造。现在玉器已经臭了街，您随便走到哪个工艺品店或是摆摊的地方，都能看到大量的玉器，有的价格比石头还低。但是您砂里淘金都很难发现精品。正是由于这些低劣的玉器充斥市场，使玉器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，也使那些老艺人的绝活儿绝技无法施展。京城玉器行的专家李苍彦对记者说，玉器市场再这么搞下去，不但老玉人的绝活要断桩，而且中国的玉器在国际上的声誉也将受到巨大影响，损失将无法估量。
正是在这种市场状况下，北京工美集团决定利用工美博物馆这块艺术宝地，今年开展一系列的“玉文化”活动。以此向大众普及玉器知识，展示“四怪一魔”等京城老玉人的精品绝活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玉文化。“玉文化”系列活动包括2月1日到2月20日举办的扬州玉器展，2月底进行的纪念潘秉衡大师诞辰90周年活动，3月开始的玉文化讲座，10月进行的京城翡翠白玉大展等。
把玉人性化的文化内涵
中国是产玉大国。据考古发现，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，中国就有玉器了。我国不但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玉器的国家，而且也是世界上惟一把玉与人性、人品相结合，融汇贯通的国家。您看这个“国”字，中间不就是个玉字吗？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，玉字多用来形容美好名称和事物，如玉宇澄清、玉女、亭亭玉立、守身如玉等。中国古代的玉器，作为一种物质文化，被广泛用于礼器、服饰和杂物中，以其质坚、性温、美观大方而享有盛誉。作为一种精神文化，以其温润而泽，廉而不刿，气如白虹，而被视为君子的品行。早在东周时代，用玉做的佩饰就已盛行。而且逐渐把玉器人格化了。在《诗经》中，可以看到不少以玉喻人的记载，如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”教育君子要执身如玉，言行举止谨慎小心。孔子在《礼记聘义》中说：“夫昔者，君子比德于玉焉：温润而泽，仁也；缜密以栗，智也；廉而不刿，义也；垂之如队，礼也；叩之其声清越以长，其终诎然，乐也；瑕不掩瑜，瑜不掩瑕，忠也；孚尹旁达，信也；气如白虹，天也；精神见于山川，地也；圭璋特达，德也；天下莫不贵者，道也；诗云：‘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，故君子贵之也。”《礼记》借孔子的话，通过对玉自然属性的分析，总结出仁、智、义、礼、乐、忠、信、天、地、德、道十一“德”。当时，“君子必佩玉”。好像只有戴了玉，才能像玉一样去做人行事。咱不说它管不管事，就说玉在那个时代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，确实不同一般的饰物。其实这就是玉文化。应该说玉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：它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在民间，玉器还有祛病强身，消灾避邪的说法。由于长期以来，人们对玉文化的内涵和识玉、辨玉、用玉的知识知之甚少，出现了两种现象：一是拿玉不当回事。二是把玉看得挺神秘。北京玉器厂的退休老艺人茅子芳对记者说，以前平民百姓很难接触玉，偶然淘换到一块玉片或一个玉件，便如获至宝，视如家珍，弄得挺神，早年下乡劳动时，遇到了一个老农，他说抽的烟袋嘴是祖传下来的。嘴儿是翠的，上面有一小块绿，不能让女性摸，女性一摸那绿就没了。我问他试过吗？他说试没了怎么办？您说这不是瞎掰吗？还有人认为玉有灵气，借它的灵气不但能消灾而且死后能使尸体不朽。所以过去死了人，是在九窍放块玉，乃至穿上金缕玉衣。其实呢，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与其妻窦涫死后都穿着玉衣，结果玉衣保存得挺好，尸体早就成了枯骨。此外说玩玉能长寿，吃玉能治病，也都没有根据。玉器厂的老艺人摸了一辈子玉，活过90岁的几乎没有，而且老猫腰干活，多一半高血压。至于说避邪，更是无稽之谈。由此看来，我们弘扬玉文化千万不能庸俗化，要拂去对玉的神秘面纱，认识玉文化的内涵。同时要通过工艺大师们巧夺天工的雕玉功夫领略工艺美术的精华，增加审美情趣，陶冶情操。
玉器大师的绝活
俗话说，玉不琢，不成器。再好的玉料，不经过艺人的雕琢，不过是块“石头”而已。中国的琢玉技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。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“红山文化”的玉器中，就有玉龙、玉兽等形器，制作手法简练，寥寥数笔，即能达到栩栩如生的神似效果。到了明清以后，中国的雕玉技法达到高峰，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几十年，可以说集中华8000年玉文化之大成，其玉质之美，品种之多，雕琢之精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现代玉器在制作上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线刻浮雕、圆雕、镂雕等技法，而且与绘画、雕塑工艺的表现手法结合起来，薄胎、俏色等组合，达到了“山川之精英、人文之精美”。从雕玉的技法和因材施艺的艺术风格来看，现代玉雕大体可分南北两派。南派以扬州、上海、广州等为代表，北派以北京为代表。南派的特点是玲珑剔透，工巧细致，镂空技术用得多。北派的风格是大气磅礴，醇厚大方，大胆用料，构思奇特。为什么把“北玉四杰”称为“四怪”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在因材施艺上大胆想象，构思独到。在这方面，潘秉衡可谓独树一帜。京城的老玉人大多是子承父业，世代相传，如王树森的父亲就是琢玉能手，王树森从9岁开始就在父亲的玉作坊里学艺。但潘秉衡却不是出身于玉人之家，他是河北固安人，父亲在灯市口的鄂王府当差。潘秉衡曾考上北大第二院的夜大，因家贫而辍学后才学艺。他的绘画功底好，20多岁就当上了前门外品珍斋琢玉作坊的“掌作”。并以薄胎玉器闻名京城。同时他还把断了2000多年的“金镶玉”技艺琢磨出来。1955年，他43岁，便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“老艺人”称号，1957年，北京市工艺研究所成立，潘秉衡被聘为副所长和研究员，1962年，在美术馆举办了“潘秉衡琢玉艺术展览”，展出作品56件。这是中国特种工艺史上第一次为艺人举办个人展览。现在北京工美博物馆，潘秉衡留下的精品有近30件，是已故玉器大师留下精品最多的一位。他的徒弟、北京玉器厂工艺美术大师张志平对记者说，潘大师对玉器行的最大贡献就是让玉人摆脱了几千年来的匠气，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家。他强调艺人在现实生活中找艺术灵感，而不是简单地摹仿古人。比如一块碧玉，要做两件活儿，他拿到料后，且琢磨呢，一天晚上，他坐在院里泡壶茶静思，晚风徐来，树影婆娑，隔壁院里传来话匣子里播的戏曲，他突然来了灵感，马上回屋打了画稿，后来琢成了“待月西厢”。
王仲元是与“四怪”齐名的北京工艺美术大师。人称“三盘之父”。“三盘”即三件绝活：龙盘、虾盘、蟹盘。这“三盘”现在有“两盘”保存在北京工美博物馆。其中龙盘的雕琢可知这位老艺人的独具匠心。有一年玉器厂的业务员到东北采购玛瑙材料，临回北京时，收购站看传达室的老头跟业务员开玩笑说，你们大老远来，我这儿有块石头你们要不要。业务员一看笑了，原来老头指的是他平时坐着乘凉的一块石头。这块石头看上去就是块废料。老头好说歹说非让业务员捎带手买走，结果给了他200块钱，把这块石头运到玉器厂。到厂后，一砣切开，露出中间的白砂心，许多设计师看后，都认为它没什么价值，弃之不用。偏巧王仲元的徒弟杨世昌得知此事，告诉了王仲元。王仲元凭自己的慧眼，认为它是罕见之宝，果然切开后，是块黑白蓝三色玛瑙。他因材施艺，巧夺天工，琢成了龙盘。这件龙盘堪称玉器一绝，是前所未有的稀世珍宝。北京工美博物馆的馆长曾建中对记者说，现在陈列的每件玉器几乎都有一段掌故。它既能告诉我们如何琢玉，又能告诉我们怎么做人。看来中国的玉文化可挖掘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
